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一排球形金属罐。
金属罐的学名叫苏玛罐，主要用于采集和存储挥发性有机物（VOCs）气体。工作人员介绍，罐体内部经过特殊惰性化涂层处理，可确保空气样本能更完整地从采样现场带回实验室，再进入仪器分析。
这些金属罐，默默记录了长三角空气治理的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说到空气污染，人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PM2.5。早在2003年，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就开始进行PM2.5来源解析和相关监测。
随着PM2.5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实验室的重点逐渐转向臭氧前体物。从2021年起，每年夏季，上海都会开展臭氧前体物监测，采样、送样、分析，重新建立一套方法。工作人员说，臭氧前体物是气体，和PM2.5完全不同，不能沿用原来的方法。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臭氧污染正在成为新的挑战。2025年，长三角超标天数中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比为58.0%。臭氧已成为制约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
过去这些年，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长三角已探索出多项有效经验。但随着蓝天保卫战步入深水区，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化协同，推动区域联防联控持续落地见效。更重要的是，这套在治气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监测、共同研判、共同治理机制，还要向水体、土壤、固废、新污染物等更多生态场景延伸。
蓝天更多了，问题也更难了
初夏午后，晴空万里，看着很是通透，但殊不知，一种空气污染物就暗藏其中。
臭氧层能吸收太阳光中的大部分紫外线，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但在近地面，臭氧却成为一种有害气体，具有强氧化性。如果空气中的臭氧浓度过高，不仅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还会对皮肤、眼睛、鼻黏膜产生刺激。
天空湛蓝的夏季午后，往往是臭氧浓度较高的时段。一年之中，臭氧浓度一般从5月开始增长，7月、8月达到高点，入秋后逐步降低。我国设定的臭氧浓度二级标准限值（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为160微克/立方米。近些年来，全国不少城市都出现了臭氧超标的情况。
2025年8月14日，上海晴好天气，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整座城市仿佛被大自然精心装扮，呈现出如诗如画的美景。
臭氧为什么难以治理？2025年《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年来上海臭氧浓度上升，与区域扩散、复杂机制等因素有关。相比PM2.5，臭氧的生成机制更加复杂。臭氧本身一般并不是直接排放，大部分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温光照条件下产生化学反应生成。
更麻烦的是，臭氧与其前体物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伏晴艳向记者解释，打个比方，可以把臭氧生成的光化学反应比喻为燃烧的火焰，NOx可被视为“原料”，VOCs为“燃料”，两者共同作用推动臭氧生成，但并非少排一点某种物质，臭氧浓度就一定同步下降。相反，若两者减排比例不协调，非线性的生成机制作用下，臭氧的背景浓度反而可能上升。
臭氧的治理难度，也隐藏在长三角的经济结构中。根据《2024长三角区域臭氧污染联防联控行动报告》，长三角区域经济活动强度较大，产业结构偏重。区域化工园区数量占全国的15%，超大型及大型化工园区占全国的70%以上。同时，区域高速路网和港口密集，沿江、沿湾核心城市群交通排放集中。这些因素都给区域臭氧污染防治带来很大压力。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长三角的大气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背后连着的是工厂、交通、港口能源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VOCs是PM2.5和臭氧共同的前体物，其治理颇为关键，但和过去相比，治理路径已经有所变化。
常州滨江园区曾是江苏省VOCs治理难度较大的园区之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定向挂钩该园区后，对园区VOCs排放的每一个环节排查“诊断”，并对全厂所有阀门、接头、排口逐一检测。通过这种定期体检式的治理方式，2023年，该园区VOCs改善幅度全省排名同比上升11个位次。
伏晴艳告诉记者，臭氧治理的核心在于持续推进NOx和VOCs两类关键污染物的有效减排。有了此前PM2.5的防控经验，很多措施如煤电、钢铁的超低排放改造等末端治理已经落地。但对臭氧治理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越往后，治理越不能只盯着某一个排口、某一家企业，而要进入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的更深层面。
空气无省界，治理不能有断点
臭氧治理难度虽大，但近年来的监测数据释放出积极信号。以上海为例，2024年上海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90百分位数为144微克/立方米，较前两年有明显下降趋势。
而空气质量改善的“秘密”，就藏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巨大的显示屏上，实时跳动着长三角全域监测点位的污染物浓度、关键气象要素等数据。
这背后，发挥作用的是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系统。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黄成的话说，这套系统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张网、一套数、一平台”。其中，“一张网”指立体化、全覆盖的监测网络，集成三省一市国控、省控、市控及乡镇级自动监测点位，覆盖41座城市、千余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并实时接入数十个大气组分站数据。
这张网为什么重要？空气是流动的，并不因行政边界而改变。数值模拟来源解析结果显示，污染过程中，长三角区域内对城市PM2.5贡献可达50%，对城市臭氧浓度贡献可达40%。一个城市今天的空气质量，既取决于本地排放，也受周边区域和气象条件影响。对长三角来说，单个城市“各扫门前雪”，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2026年3月28日，上海天朗气清，明媚春光与宜人天气相遇在周末，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杨浦滨江繁花绿意交织的美景中尽享休闲时光。
“在立体监测数据集成分析页面上，能实时看到长三角全域所有监测点位的污染物浓度变化态势。”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茜举了个例子，“比如安徽某乡镇级监测点，不仅能查到PM2.5、臭氧等指标的分钟级变化，还能结合风向、风速判断污染气团来源与传输路径。”
数据打通以后，还要用得起来。王茜告诉记者，监测中心目前可以实现未来3天逐小时更新迭代预报、15天逐时污染形势研判、45天延伸期预报和6个月中长期趋势推演；空间尺度上，长三角全域达3至9公里精度，上海全域达1公里精度，中心城区、外高桥、金山等重点区域已经可以实现百米级街区尺度预报与模拟。
除了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闭环处置也是关键内容。针对长三角所有重点污染源数据，监测中心还构建了“实时排放清单计算”模式，能够测算区域内重点企业实时排放情况，监测关键污染物是否存在异常。随后，监测中心会将污染异常、高值异常等线索推送至相关部门，跟踪处置结果与反馈情况，形成闭环管理。
在此基础上，长三角正在构建监测统一、标准统一、执法统一的制度框架。本质上，是把行政边界内的管理逻辑，转化为区域尺度上的技术共识和行动协同。这就相当于让大家用同一套“手势”去做判断，从而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的“共商共治”。
近年来，这种“共商共治”逐步由点扩面，成为常态化机制。随着2024年《长三角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联动方案》印发实施，两年来长三角支撑发布7次PM2.5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和5次区域性臭氧污染联合应对，有效实现了污染过程削峰降级。与此同时，每个季度三省一市都会轮流主办联席会议，聚焦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推进、污染形势联合研判等议题；在科研层面，围绕区域共性难题设立联合课题，推动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区域协同治理实践。
协同治理的下一程
在长三角协同治气的过程中，重型柴油货车曾是一个绕不开的治理对象。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工程师安静宇解释，重型柴油货车在车辆总量中占比不高，却对NOx和PM2.5污染影响较大，尤其是老旧国三、国四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治理中的重点。和工厂烟囱不同，柴油货车流动性强、监管难度也更高。
这类治理最怕“各管各的”。如果一个城市先限行、先淘汰，周边地区暂时不动，高排放车辆仍可能在区域内转移，治理效果就会打折扣。安静宇说，因此，国三柴油货车治理不能只靠单个城市推进，而要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限行节奏、共享车辆数据、衔接执法标准。
为此，长三角区域联合制定《长三角区域国三柴油货车限行指导方案》。按照方案，2024年7月1日起，三省一市设区市中心城区实施国三柴油货车限行；2025年1月1日起，设区市市辖区全域启动限行；2025年11月1日起，实现区域内国三柴油货车全面限行。
目前，长三角已基本完成国三柴油车淘汰，效果也很明显。“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区域NOx减排主要来自交通领域，其中国三淘汰等结构措施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减排贡献率分别为24%、38%、24%和30%。
这是把一个流动的污染源放到更大的区域尺度上重新组织治理。限行范围怎么衔接，淘汰节奏如何统一，车辆数据和执法信息如何互通共享，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当前，长三角大气治理走入深水区，面临更多“硬骨头”难题。数据显示，近年来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但改善幅度有所减缓。这也意味着，区域生态协同要从单一污染物治理，走向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接下来，随着末端治理的减排空间日益收窄，空气质量要继续改善，更需要依靠能源、产业、交通等重点领域的深度结构优化调整。
某种程度上，大气治理可以作为观察长三角生态共治的一个切口。数据共享、标准统一、风险预警、协同执法、闭环处置等，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长三角也摸索出一套机制与路径。从长远看，这些联防共治的经验，应该向更多生态场景延伸。
这背后，发挥作用的是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系统。资料照片
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对象包括大气、水、生态、土壤、固废以及污染源等多个领域。黄成介绍，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眼睛”和“耳朵”。上海四大水源地每个月要做36项、每年做三次80项有机常规分析，目的就是确保饮用水源地从源头上的安全。空气需要看清风向和传输路径，水体同样需要判断污染从哪里来、会不会向下游传导。太湖、长江、杭州湾以及大量跨界河流，都不是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份可以独自治理的对象。
与此同时，监测能力也在迭代升级。无人机、视频和AI等新技术已经在扬尘污染监测、水源地监测、生态系统监测中得到应用；数字化站房建设也在推进，目的就是让感知端更高效、更先进，让数据更加“真、准、全、快、新”。
这都反映出生态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治理更强调“末端处置”，出了问题再查，污染超标再改。现在，治理越来越强调提前感知、精准溯源和闭环处置。空气如此，水体、土壤、固废、新污染物治理亦如此。而当污染和风险不断跨过行政边界，治理也必须跳出单个城市、单个部门的局限。
守住共同的蓝天碧水，最终考验的，正是长三角能否在更大的区域尺度上，看见问题、判断风险，并一起找到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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